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，军事战略与战术的演变不仅塑造了历代王朝的兴衰，也为后世留下了无数传奇的战争篇章。随着现代考古学的不断发展，大量古代文献和文物出土，为我们揭开了古代战争艺术的神秘面纱。通过这些珍贵的考古发现，我们可以一窥古代军事家们的智慧与谋略，以及他们在战场上的灵活应变。
首先，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，我们得以了解早期的军事组织和作战方式。甲骨文记载了商王朝频繁的祭祀与战争活动，表明战争在这一时期不仅是国家生存的手段，也是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商代的军事行动多以车战为主，战车作为当时的主要作战单位，体现了早期军事技术的特点。通过对安阳殷墟的发掘，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量与战争相关的遗物，如青铜兵器和战车遗迹，这些实物资料为研究商代军事提供了宝贵的依据。
进入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，军事战略与战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此时，兵学经典《孙子兵法》横空出世，成为后世兵家的必读之作。孙子提出的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、“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”等战略思想，不仅在当时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，对后世的军事理论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。近年来，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《孙子兵法》及《孙膑兵法》，为我们提供了更为详尽的古代军事思想资料，进一步证实了孙子及其后继者在中国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战国时期的合纵连横策略，则是古代军事外交战略的经典范例。苏秦与张仪的纵横捭阖，不仅影响了战国七雄的局势走向，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战略遗产。通过对战国时期古墓的发掘，如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各国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关系，以及谋士们如何通过巧妙的策略达到制衡的目的。
秦汉时期，随着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，军事战略与战术进一步规范化。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，展示了秦军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先进的作战技术。兵马俑阵列中不同兵种的搭配，以及兵器装备的多样化，体现了秦军在统一六国过程中所向披靡的战斗力。汉代则进一步发展了骑兵战术，霍去病和卫青在对匈奴的战争中，充分利用骑兵的机动性，取得了辉煌的战果。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中，记载了大量与边防和骑兵训练相关的内容，反映了汉代在军事上的高度组织性和战略眼光。
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，群雄割据，战乱频仍，这一时期的军事战略与战术更趋多样化。《三国志》和《晋书》等史书中记载了诸多经典战役，如官渡之战、赤壁之战等，这些战役不仅展示了曹操、诸葛亮等军事家的卓越才能，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战争经验。近年来，在南京及周边地区发掘的六朝墓葬中，出土了许多与军事相关的文物，如铁兵器、铠甲等，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军事技术提供了实物资料。
隋唐时期，府兵制与募兵制的并行，以及对外扩张的需要，促使军事战略与战术再次发生变革。唐代名将李靖的《李卫公问对》中，详细讨论了战争中的各种策略问题，强调灵活应变和因地制宜。唐代壁画和雕塑中，常见胡人骑兵形象，显示了唐代对异族军事技术的吸收与融合。在西安唐代大明宫遗址的发掘中，出土了大量与军事相关的遗物，如铠甲、马具等，为研究唐代军事提供了重要资料。
宋元明清时期，随着火器的发展和普及，军事战略与战术再次发生重大变化。宋代的《武经总要》详细记载了火器的制造和使用方法，标志着火器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。明代的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，充分利用火器的威力，创造了“鸳鸯阵”等新型战术，取得了显著战果。清代则在平定准噶尔部和大小金川战役中，展示了高度的战略规划和组织能力。通过考古发掘，如北京明定陵和清东陵的出土文物中，我们可以看到火器时代的战争装备和战术变化。
综上所述，通过对考古文献和文物的研究，我们不仅能够还原古代
